在道光年间的来安县志老地图上可以看到《开元观》旁边有一座刘将军庙，那么，这位刘将军又是谁呢？

    有清一代全国的刘猛将军庙和对驱蝗之神的祭祀蓬勃兴起，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民俗。其主要原因在于：1、雍正皇帝敕命全国建庙，2、历代皇帝不断对刘猛将军庙御书匾额，对刘猛将军叠加封号；3广大农民期望神灵助其抵御天灾迷信心理。对刘猛将军究系何人的诸种说法在，以吴川将军刘承忠之说最易被人接受。

    我国古代以神道设教，特别重视祭祀。祭祀祖先和神祗是祭祀的两大方面，官方和民间都是如此。蝗灾和水旱灾害一样，是中国农民很难抵御的天灾，因此自古就有对护佑百姓战胜虫灾的八腊神的祭祀。在明代，民间除普遍祭祀八腊外，一些地方出现了刘猛将军庙，祭祀专门驱逐蝗虫的神灵“刘猛将”，但不普遍。有清一朝，国内各地普遍建立了刘猛将军庙，民间兴起了对“驱蝗正神”刘猛将军的信仰和祭祀，愈演愈烈。本文探讨这一民俗现象的来龙去脉。

   一、刘猛将军庙的兴起

    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，河北沧州、静海、青县等地“飞蝗蔽天”，当时的直隶守道李维钧，帅属官去刘猛将军庙祈祷，结果蝗虫没有带来灾害。李维钧觉得很灵验，还主持举行了一次降神会。雍正二年（1724）春，李维钧已升任直隶巡抚，他把这事报给雍正皇帝，并请求在各地建立刘猛将军庙。雍正皇帝认为“凡事之有益于民生者、皆欲推广行之。”[1](p.107)于是发下谕旨，令各省府、州、县建庙，春秋致祭。

    皇帝的谕旨得到执行，直隶、中原、江淮、江南各地府、州、县、都先后陆续修建起了刘猛将军庙。这些祭祀刘猛将军的庙宇，名称不尽相同，有“猛将军庙”、“刘将军庙”、“将军庙”、“虫王庙”、“中天王庙”等多种称呼，但以“刘猛将军庙（祠）”最为普遍。按古礼，各地很早就有祭祀八腊神的风俗。八腊神是传说中铲除人间虫害的神。所以起初有些地方把刘猛将军神位供在八腊庙中一起祭拜；后来都分出来独立建庙；以后好多地方八腊庙更被刘猛将军庙取而代之。

    笔者检索了2180多种明清时期的地方志，从已检索到的材料粗略统计，到光绪年间，国内各地的刘猛将军庙有1000多所，主要分布在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诸省，其中以江浙一带、安徽、山东最多。例如原江苏沙县（现属于上海浦东新区）一县就有7个刘猛庙；许多地方有一主庙，还有好几个分庙。辽宁、广西、贵州、广东、福建、宁夏也有少量刘猛将军庙。现已查到广东省曾祭祀刘猛将军或建有庙宇的，有高明县、 韶州府、中山县、信宜县和怀集县（肇庆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远在新疆的伊犁，竟也建有刘猛将军庙。那是奉乾隆皇帝谕旨建立的：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八月，乾隆晓谕军机大臣们说：闻听内地农民都祭祀刘猛将军及八蜡神，伊犁虽处边疆，耕种却与内地并无不同，按理应当仿效内地习俗。于是伊犁也建起了刘猛将军庙。

    皇帝关心民生，下令全国建庙祭祀，希望借助驱蝗之神刘猛将军保佑黎民战胜天灾，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，自然也要建庙祭祀的。雍正二年在饬令全国建庙的同时，雍正也下令于畅春园建起了刘猛将军庙。后来圆明园内也建起了刘猛将军庙。《圆明园册》是这样记述的：“山髙水长之北，度桥由山口入梵刹一区，为月地云居殿。月地云居之东为法源楼，又东为静室；西度桥折而北为刘猛将军庙”[2](p.277)。

    皇室既建有刘猛将军庙，就有礼拜，文献也偶有记录。例如，《高宗纯皇帝实录》就记载，乾隆七年壬戌三月戊寅(1742年4月23日)乾隆先到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演耕，然后又到刘猛将军庙行礼。

    皇帝即下令全国建庙祭祀，当然真的希望刘猛将军能够显灵，帮助农民战胜蝗灾。翻检各地方志，记录或上报的刘猛将军显灵事件比比皆是。笔者认为，下面是这个人蝗大战、猛将军显灵的神奇故事，记叙的比较真实，很具有典型性。故事的主人公是清咸丰年间浙江上虞县知县刘书田。下面是他的自述：

    咸丰丙辰年（1856），夏秋两季没下雨；到了八月，蝗虫飞入浙江境内，山阴、会稽、萧山、余姚等县已有蝗虫出现。我急忙告知各乡各镇，如有蝗虫飞入，要率农民严加捕捉。一天我正在大厅办事，忽听城外有锣鼓喧天、爆竹不断；呼唤家人去查，家人大喊：飞蝗来了！我出厅往天上一看，见飞蝗如如败絮棉团飘荡空中，遮天蔽日。这时晚稻还未收割，我忧愁地说：要遭大灾了！接着我想，有关救荒的书记载捕蝗方法虽多，只有买蝗最为捷便，因为见利争趋是人之常情。就马上出告示收买蝗虫，定价每斤二十文，在县衙东土地祠设立了收购点。过了一天，有个农民拿来了蝗虫，我亲自付钱给他，让他回去。他说：乡民都以为官府未必给钱，不肯捕；现果然给钱，明天捕蝗的就多了！第二天，男女老幼提筐携篓、背袋肩挑，络绎不绝而来。我亲坐土地祠，命令先登记姓名，按次序秤称，马上付钱。把蝗虫连同装它们的东西投入热锅中，在祠后挖一大坑掩埋。一天可收三四千斤或五六千不等，约八九天卖蝗的渐渐渐少了，而晚稻也没受到伤害。

    我害怕蝻子留下祸害，又出告示收买，定价每斗四百文。蝗蝻形如桑葚，色黄；一串一串的。前后大约买了十余石，来卖蝻的越来越少。我私下庆幸蝗灾可以根除了，哪知还有许多蝗虫暗暗聚集在山脚海边、人迹所不到的地方。第二年三月，蝗蝻都孵化出土。我急忙仿照以前办法，出告示收捕，并劝富裕乡绅就近收买；还对差保定下赏罚规矩，懒惰者枷责，勤劳者给钱。这样过了十多天，田中的蝗蝻都收捕干净。可是往柴垛草从中随便扒开寻找，就见蝗蝻如抱团的蜂群、聚集的蚂蚁，令人发指，竟拿它们没办法！我日夜苦思、寝食俱废；忽然想到刘猛将军是驱蝗神，记载在《祀典》，祈祷必有应验。访问当地人，知道刘猛将军庙在城北十五里杨家溪。我斋戒前往祷告，把神迎请到县城土地祠中，让有蝗的村镇组织人马游行，就像古代迎神驱鬼的乡傩一般。迎神走过的地方，两天后有人报告蝗虫已经没有了。我询问情况，十九都的人都说：迎神前一天，有千百只乌鸦飞满山巅；等神到那天，远望山上火光腾起，红如晚霞，第二天蝗虫就不见了。还有下管乡等处百姓所说情况：那天月夜看见蝗虫全都飞起，飞得与楼脊齐高；连续两夜，蝗虫就不见了。有好事者到处搜索，偶尔找到几只，如痴如迷，不能飞跃。这是东南两乡的异事。

    还有更令人惊异的：西北近海的草荡，蝗虫都集聚在荒草芦苇之上，密密麻麻像辫子一样。农民以为草塘不是稻田，虽然严格告谕收捕，终究不甚卖力。我恐怕它们蔓延，亲自去抓捕。清晨率农夫数百人，带着筐、袋前往，到了地方太阳已经升起，蝗虫见人卽飞去，很难下手。我又想捕蝗之法虽多，总不外乎田野放火焚烧的说法。就命令把一亩多地的野草割光，堆积稻秆干柴，等到入夜点火，众人四面围集，用扫帚把蝗虫扫过来烧死。不料火烧到半夜，蝗虫竟赶不过来。我气坏了，仰天长叹，认为祸患很难根除了。正巧我有公事急需返回衙门；在途中沈思：蝗虫是小生物，也是有知觉的；即然它有知觉，我就不应以力取，而要用智谋消灭它。就写信给乡绅父老，告诉他们兵家偷营劫寨之法：白天先在蝗虫聚集之处，用竹竿标记；挑选聪明农夫，让他们夜间四面排列逼进，用双手在草杆中自下而上暗中捧取，像摸鱼虾那样；并悬赏激励他们。过了一天，差保禀报说：蝗虫都没了。我问：捕完了？回答：未捕。我气他们骗我，要责罚。差保跪下说：回衙门那天夜里，风雨交加，迅雷从西北隆隆而来；等到天亮，农民奉命前往插标的地方，标杆遍寻不见，蝗虫也不知到何处去了。后来我询问乡绅父老，说的与差保相同。我惊讶地说：真怪啊！如果不是神力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非常感激刘猛将军，就在早稻收获后，重修了神庙，高悬匾额，陈列供品，以答谢神的恩赐。

    以上译自刘书田《捕蝗神异记》碑文[3](p.795-796)。刘书田，河南安阳人。任上虞知县时，下车伊始即修塘堤、兴水利；很受百姓欢迎，是个好官。

    刘书田所记刘猛将军显灵灭蝗的神异事例，以后在上虞县竟又出现了两次。全国各地大量记载的与此类似的事例，若说它们真是神力所为，现代人很难相信，应该是偶然的巧合，但对迷信的古人来说，它应当是刘猛将军香火越来越盛，祠庙越修越多的主要原因。《[光绪]桃源县志》记载：“道光十五年湖南旱、蝗，一时府州县立庙几徧。”[4](p.206)很能说明问题。

    二、御书匾额叠加封号

    刘猛将军显灵帮助皇帝保国安民，皇帝当然又高兴又感激，所以大加封赏。而这又是刘猛将军庙越来越多，香火越来越盛的另一主要原因。

    封赏形式之一是御书匾额。

    1824年（道光四年），安徽北部蝗灾。灵壁县马山湖蝗喃萌生，湖大水深无法扑灭。知县黄光裕雇了四千只鸭子，把它们吃得干干净净。宿州灰古堆也有蝗蝻，知州苏元珊闻讯赶到时，只见无数青蛙将它们吞食干净，没费一点民力。还有怀远西界数万乌鸦啄食飞蝗，一日而尽。由于巡抚陶澍之之前曾率领部属祷于刘猛将军庙，才有这些异事。道光皇帝闻奏后非常高兴，亲笔御书“神参秉畀”扁额，命悬挂在安庆省城刘猛将军庙内。“神参秉畀”四字出自《诗经》“田祖有神，秉畀炎火”诗句，意为：多亏农神保佑，将虫投进大火焚烧。

    1836年1月（道光十五年十二月），广西省城刘猛将军庙驱蝗灵应。颁给御书扁额，曰 “方社效灵”。“方社”泛指四方之神。

    1837年11月（道光十七年十月），颁江苏刘猛将军庙御书扁额曰“福佑康年”

    1858年10月（咸丰八年九月），颁湖南刘猛将军庙御书扁额，曰“嘉谷蒙庥”。“蒙庥”意为受到庇护。

    光绪年间国运日衰，天灾人祸不断。光绪皇帝似乎特别寄希望于神佛保佑，对各种神庙所赐匾额多而频繁。

    1879年10月（光绪五年九月），颁河南卫辉府城八蜡庙刘猛将军庙扁额，曰“保兹稼穑”。

    1880年3月（光绪六年二月），颁甘肃宁夏县刘猛将军神庙扁额，曰“昆虫毋作”

    1881年9月（光绪七年八月），颁直隶井陉县城隍庙扁额。曰“南亩治理”。“南亩”泛指农田。

    1887年1月（光绪十二年十二月），颁山东益都县刘猛将军庙扁额曰“昆虫毋作”

    1887年6月（光绪十三年闰四月），颁河南内黄县刘猛将军庙扁额曰“德沛春田”。

    1902年11月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），颁直隶清河县刘猛将军庙扁额曰“功资庇佑”

    除给各地有灵应的刘猛将军庙颁赐御书匾额外，皇帝还给刘猛将军的英灵敕赐封号；这是更高的荣耀。这事起始于1857年。

    咸丰六年、七年（1856-1857）是多事之秋。咸丰六年夏秋，除了上述包括上虞县在内的浙江东北部闹蝗灾之外，北方直隶（河北）等省亦有蝗灾。皇帝非常焦急，几次降旨，严饬地方官吏认眞扑捕；尤其担心来年蝗蝻滋生，危害更甚。可是各省奏报，不仅飞蝗未影响秋收，次年春天的蝗蝻也都被消灭，被认为都是由于神灵的暗中护佑。咸丰帝龙颜大悦，下令礼部讨论，如何对刘猛将军“加增致敬”；接着又谕礼部：刘猛将军是驱蝗正神，已经祭祀多年，尚无封号，以什么封号为宜，讨论奏来。礼部讨论的结果是敕封为“保康刘猛将军”。这样，刘猛将军就有了第一个封号：“保康”。以后清朝各帝又不断加封，蝗神的全称就越来越长。编年如下：

    1865年（同治四年）。因刘猛将军在新疆伊犂城神灵显应，加封号“普佑”。此时刘猛将军的全称为“保康普佑刘猛将军”。（以下类推）

    1868年（同治七年）加封刘猛将军封号曰“显应”；

    1878年（光绪四年）又加封号曰“灵惠”；

    1879年（光绪五年）又加封曰“襄济”；

    1881年（光绪七年）又加封曰“翊化”；

    1887年（光绪十三年）又加封曰“灵孚”。

    这样，光绪十三年之后，驱蝗正神刘猛将军的御封全称就是：“保康普佑显应灵惠襄济翊化灵孚刘猛将军”，刘猛将军庙中的神位这样写才符合规矩。

    三、祭祀、游神和庙会----蝗神文化

     国家的重要祭祀是为大典，地方的重要祭祀是为大事。祭祀非常慎重庄严隆重，关于祭祀的对象和礼仪的规定，都记录在“祀典”中，照章执行。在清代，刘猛将军被定为驱蝗正神，皇帝敕命建庙，屡加封号、御赐匾额，当然被载入“祀典”。《大清会典》记载：“各省御灾捍患之神列于祀典者，守土官皆以时致祭… …刘猛将军，各省府州县均立坛庙致祭。刘猛将军为元指挥刘承忠，祭以春秋诹吉”。

    所谓“春秋诹吉”，意为在春秋两季选择吉日进行祭祀，这是一般规定。按此规定祭祀的，都在在二月、八月两月的戊日；有许多地方在刘猛将军的诞辰正月十三日及冬至后第三戊日致祭。但上海地区则认为神的生日是在六月十五日，还有认为圣诞是在七月初七日的，等等。实际上，各地祭祀刘猛将军的时间不尽相同，差异较大。

    祭祀的仪式大同小异。供品规定为“羊一、豕一、帛一、尊一、爵三”。祭祀时都是由地方最高官员穿朝服率众行香、念祝文，行一跪三叩礼；也有二跪六叩，或三跪六叩的。

    祝文是刘猛将军祭祀活动中最赋有文化内涵的部分。各地的祝文也不尽相同，或按钦定，或地方自行拟定；或相对固定，或临时撰写；文字也有长有短。钦定的祭文较短，全文如下：

    惟神夙昭勇略，懋着灵威，功殄螟蝗，惠周原隰，肃明禋而备物，兆嘉贶于丰年，维兹季冬诞辰，谨以牲帛醴齐，用伸虔祭[6](p.775)。

    祝文的内容，除了像以上的一般礼赞，有的还具体颂扬了蝗神在本地显灵驱蝗的事迹。

    下面截取的是一篇很长祭文的部分，其价值在于叙述了刘猛将军的简史，下文将集中讨论。

    在昔元世，诞降勋良，吴川旧治，实神故乡。天生神武，下慰民望，魑魅是御，允资保障。官拜指挥，雄服戎装，郊行乘马，剑驱飞蝗；时维稼穑，千仓万箱。越我世宗，建庙祼将，惟神显佑，无体无方。宣宗赐匾，天语襃扬，敕加封号，有我毅皇。[7](卷二十一,p45　)

    按时祭祀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对刘猛将军的崇敬、战胜灾难的信心，和对五谷丰登的期望。这种崇敬、信心和期望扩展、延伸开来，就逐渐形成了以祭祀刘猛将军为主要内容的游神、庙会等民俗活动。

    据方志记载：有些地方的农民，每当发生农田害虫，必扛着刘猛将军像到处驱逐，往往奏奇效。这大概是赛神庙会的发端。

    早在乾隆年间，江苏苏州一带赛神庙会已经形成规模，大为流行。据《清嘉录》的描述，每年正月十三，官府致祭劉猛將軍的日子，游人们都聚集于吉祥庵（即刘猛将军庙），庵中点燃两个銅燭，大如酒桶，半个多月才烧完，俗称“大蜡烛”。在这前后数日，各乡村民也都击牲献醴，抬象游街，叫做“待猛将”。还有些村庄的农民，抬着猛将将军像奔跑如飞，以跌倒为乐趣，不算慢待亵渎神灵，名曰“迎猛将”。

    处于苏州与嘉兴之间的震泽县（现为苏州市吴江区）从元旦过后：坊巷乡村的“天曹神会”就开始了。官家差役鸣金击鼓前面开道，老老少少列队张盖，抬着神像走遍大街小巷；富家施以钱粟，一直到正月二十，或正月十五为止。

    庙会有的规模很大。据记载，离震泽县不远的青浦县（现为上海市青浦区）新泾镇的刘猛将庙会，“乡民聚至数万”。

    北方也有类似的民俗。河北石家庄以七月初七为刘猛将军诞辰；这天人民以五色小旗插在木箱上，两人用长竿肩抬，后面跟着旗鼓百戏，穿街过巷；最后到神前焚烧纸钱，祈求不闹蝗灾；当地称为“行会”。湖南衡山县每年的五月初一开始，依次抬出五个庙的神像出游，谓之“菩萨出案”，这五个“菩萨”中就包括刘猛将军。

    由祭祀刘猛将军发展而来的庙会民俗一直遗留至今。浙江嘉兴荷花乡莲泗荡畔，每年清明及农历八月十四为刘王庙庙会，也称“网船会”。会期三天，嘉兴城乡各地有数万人前往“赶会”；如今莲泗荡风景区的刘王庙庙会已成为大量吸引游人的旅游盛会。

    至此我们看到，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，五六百年以来，朴实的农民面对蝗灾，一面奋力自救，一面向这位驱蝗正神刘猛将军祈祷；为祈求平安，年年祭祀，岁岁赛神。所有这些成了乡镇生活不可或缺部分，同时固化在了国家管理的规制中。这是一种文化，可称之为：蝗神文化。因为从根本上说，文化无非是特定时代、特定人群的某种生活方式。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部分；蝗神信仰和雷州的雷祖信仰一样，都是民俗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，不过前者是全国性的，后者是地方性的。

    蝗神信仰也进入了文化的重要领域—文学。刘猛将军成为志怪小说和笔记小说中的人物；刘猛将军庙会成为故事背景或描写对象。歌咏刘猛将军的诗词楹联亦不少见。限于篇幅，仅截取两段诗歌，以见一般：

    奇哉黑头蝗，天教儒吏警，民膏供一喝，令人怒生瘿；勿报集田间，枯死黏秫梗，又见飞如织，相衔羣出境；禾稼虽未害，终夜殊耿耿，乃知神力威，不愧将军猛。

    上面是嘉庆年间官至陕甘总督的和瑛任知府时，“郡民报飞蝗僵死秫上，持秸以献，因赋诗自警二首”中的片段[8](p.459)。

    前面曾提到，道光年间安徽北部蝗灾，鸭子、青蛙和乌鸦把蝗蝻、飞蝗把全部吃光。道光闻奏甚喜，赐御书“神参秉畀”扁额。安徽人黄钺时任太子少保、户部尚书，为此特“作乐府二章，以当神祠迎送之曲”。其中有云：青蛙来，声何喧；野鸟集，骛若烟。凤颍之间蝗出土，五日不灭生翅股；蛙阁阁，鸟叽叽，吞之啄之一朝夕，微神之力胡及焉？诗句清新，可读可唱。

    四、驱蝗正神的前身究竟是何人

    上面两处引文中已经见到，“刘猛将军为元指挥刘承忠”，这是官方的说法，和地方志中常见的的解说。

    刘承忠正史无传。清代全国各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刘承忠的生平，有详有略，大抵出于两个版本。

    标准的说法现在可见于康熙二十二年编成的《畿辅通志》。原文如下：

    按《降灵録》载：神名承忠，吴川人。元末授指挥。弱冠临戎，兵不血刃，盗皆鼠窜。适江淮千里飞蝗遍野，挥剑追逐，须臾蝗飞境外。后因鼎革自沈于河。有司奏请，遂授猛将军之号。[10](p.121)

    这段简练的文字是康熙以后介绍刘承忠的原始依据。许多地方志，如山东省《[嘉庆] 莒州志》等等，都是原文抄录；有的则略作增减，或文字稍有变更。官方正式典册，如《大清会典》、《大清通礼》、《大清一统志》等都采用了这一说法，只是文字更加精简。

    还有一段较长、较详细的刘承忠将军的传记，也被一些地方志简写引用。现在见到最早的文字，可在《[乾隆]蔚县志》中找到。它是刘承忠将军的“自传”，据说是在康熙五十九年李维钧主持的一场降神会（扶鸾）上，将军之灵自述身世，知县员以成记录下来，而刻在木碑上的。此文较长，但很重要，故把主要部分摘录如下：

    吾乃元时吴州人。吾父为顺帝时名将，曾镇西江，威名赫赫，声播遐迩。惟以忠君爱民、念念不忘国事；家庭训迪吾辈，亦止以孝弟忠信为本。吾谨遵父命，亦日以济困扶危居心行事，一切交游莫不道训。吾后授指挥之职，亦临江右。又值淮南荏荷之盗蜂起，人受涂炭；令吾督兵剿除。我时年方二十，偶尔为帅，惟恐不能称职，有负国恩，又贻父母之忧。孰知天命有在，经由淮上，草盗闻信体解。反舟凯还江淮之路，田野荒芜，因停舟采访舆情黎民疾苦之状。皆云盗掠之后，又值蝗孽为殃，禾苗憔悴，民不聊生。吾其时闻之愀然坐于舟中，计无所施。欲奏议发仓，非职守当为；而目击惨伤，无以拯救。适遇飞蝗蔽野，视其众曰：“吾与汝等逐之何如？”众皆踊跃欢然相随。吾即率众奋力前进，蝗亦为之遁迹。然而民食终缺；困不能扶，灾不能救，乌在其为民上耶！因愤极乃自沉于河。后为有司闻于朝，遂授猛将军之职；荷上天眷念愚诚，列入神位。

    知县员以成的木碑上还记载：刘承忠自述他的父亲名叫刘甲。

    这篇“自传”是否真是刘承忠显灵，还是后人假托，很难考证。不过据清代学者的研究，这两段记载都有还有更早的来源。二者详略不同，但大同小异。都肯定了刘承忠将军是元末吴川人，任江淮指挥使，威名使盗贼闻风丧胆，帮助百姓驱逐蝗虫，后自投于河。死后被封为猛将军；百姓感念功德，把它奉为神明。也许这两段记载同出一源。

    刘猛将军庙在明朝出现，在清朝大量增建，列入“祀典”，才有正式文字记载，中间有一段记录空白。因此，刘猛将军庙中供的究竟为何人，在清代是有分歧的。除了刘承忠，另一种说法认为刘猛将军是宋代的刘锜（1098—1162）。刘锜字信叔，是著名的南宋抗金名将，宋高宗贈謚武穆，死后被人供奉。据一些笔记记载，因其显灵灭蝗，景定四年（1263）年被宋理宗敕封为威侯天曹猛将之神。与此相关，还有说神为劉錡之弟劉鋭，殁而爲神的。第三种说为南宋刘宰（1167—1240）。刘宰字平国，号漫塘病叟，为浙东仓司干官，归隐三十年卒，谥文靖。据说他有驱蝗灵迹，被百姓立祠祭祀。

    清代不少撰志者和学者曾对此进行过争论和考辩（篇幅所限，不细述），观点虽未完全统一，但肯定神庙中供奉的是刘承忠将军的，占绝大多数。笔者认为：刘锜1162年没世，100年后才被封为驱蝗之神的说法，不如刘承忠死后即被封神更接近事理人情；不少学者早已指出，刘宰是个文官、学者，并非武将，被当做“猛将军”崇拜，更不合事理。因此，三种说法比较，以刘猛将军为吴川将军刘承忠更易被人认同。

    光绪以前吴川和高州的地方志，并没有关于刘承忠的记载。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（1885-1888），后来成为第一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，先后篡修《吴川县志》和《高州府志》。两《志》中，陈兰彬根据《大淸会典》、《安通志》、《苏州志 》把刘承忠写进了记述本地名人的《人物传》中。《吴川县志》中记述如下：

    刘承忠，邑人，元末官指挥使。江淮蝗、旱；督兵逐捕，挥剑驱蝗，蝗飞境外。元亡自沈于河。江淮间咸祀之，称为刘猛将军。雍正二年上谕各省府州县建庙，春秋致祭。[12](p.264)

    这段文字与《大淸会典》及其他地方志相比，并无不同，没有什么新内容。但它却有重大意义，那就是：吴川人承认了吴川是刘承忠将军的故乡，确认了他是“邑人”—吴川大地之子。

    陈兰彬肯定刘承忠将军是吴川人，绝不是由于他自己是吴川人，也不是对其他地方志记载的照章直录。因为陈兰彬不仅是出色的外交家，也是一个渊博而严谨的学者，他把刘承忠传写入县志、府志，肯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、仔细的考核；诚如他在《人物传》后所声明的，所以增录刘承忠是“有可据”、“从史乘稽核、有实事可传”的。

    现在，刘承忠将军的雕像已巍然矗立在吴川大地。我期望：像浙江嘉兴莲泗荡一样，一座刘猛将军纪念馆，不久也会高高耸起；作为再现历史的记忆，作为对天下农民的祝福，高高耸立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