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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(阅:20518/回:0)来安县的开元巷得名于古代的开元观 今青龙街附近的开元巷得名于古代的开元观,顾名思义,那是一家道观。这个开元观来源很古,据县志记载:开元观又名真武观,原址在县北岑湖村,唐开元中建,宋淳熙年间移于城东门内。 明万历五年、四十六年相继增修。国朝雍正十三年,知县伍斯瑸捐修。 如今的《开元观》已经片瓦不存了,取而代之的是—开元饭店。如今的开元巷隔壁就是县政府。 注:开元观又名真武观,真武一般指真武祖师。 真武大帝,全称真武荡魔大帝,又称玄天上帝、玄武大帝、佑圣真君,亦称荡魔天尊、报恩祖师、披发祖师、无量祖师等,是汉族神话传说中的北方之神,为道教神仙中赫赫有名的玉京尊神。 在道光年间的来安县志老地图上可以看到《开元观》旁边有一座刘将军庙,那么,这位刘将军又是谁呢? 有清一代全国的刘猛将军庙和对驱蝗之神的祭祀蓬勃兴起,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民俗。其主要原因在于:1、雍正皇帝敕命全国建庙,2、历代皇帝不断对刘猛将军庙御书匾额,对刘猛将军叠加封号;3广大农民期望神灵助其抵御天灾迷信心理。对刘猛将军究系何人的诸种说法在,以吴川将军刘承忠之说最易被人接受。 我国古代以神道设教,特别重视祭祀。祭祀祖先和神祗是祭祀的两大方面,官方和民间都是如此。蝗灾和水旱灾害一样,是中国农民很难抵御的天灾,因此自古就有对护佑百姓战胜虫灾的八腊神的祭祀。在明代,民间除普遍祭祀八腊外,一些地方出现了刘猛将军庙,祭祀专门驱逐蝗虫的神灵“刘猛将”,但不普遍。有清一朝,国内各地普遍建立了刘猛将军庙,民间兴起了对“驱蝗正神”刘猛将军的信仰和祭祀,愈演愈烈。本文探讨这一民俗现象的来龙去脉。 一、刘猛将军庙的兴起 康熙五十八年(1719),河北沧州、静海、青县等地“飞蝗蔽天”,当时的直隶守道李维钧,帅属官去刘猛将军庙祈祷,结果蝗虫没有带来灾害。李维钧觉得很灵验,还主持举行了一次降神会。雍正二年(1724)春,李维钧已升任直隶巡抚,他把这事报给雍正皇帝,并请求在各地建立刘猛将军庙。雍正皇帝认为“凡事之有益于民生者、皆欲推广行之。”[1](p.107)于是发下谕旨,令各省府、州、县建庙,春秋致祭。 皇帝的谕旨得到执行,直隶、中原、江淮、江南各地府、州、县、都先后陆续修建起了刘猛将军庙。这些祭祀刘猛将军的庙宇,名称不尽相同,有“猛将军庙”、“刘将军庙”、“将军庙”、“虫王庙”、“中天王庙”等多种称呼,但以“刘猛将军庙(祠)”最为普遍。按古礼,各地很早就有祭祀八腊神的风俗。八腊神是传说中铲除人间虫害的神。所以起初有些地方把刘猛将军神位供在八腊庙中一起祭拜;后来都分出来独立建庙;以后好多地方八腊庙更被刘猛将军庙取而代之。 笔者检索了2180多种明清时期的地方志,从已检索到的材料粗略统计,到光绪年间,国内各地的刘猛将军庙有1000多所,主要分布在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诸省,其中以江浙一带、安徽、山东最多。例如原江苏沙县(现属于上海浦东新区)一县就有7个刘猛庙;许多地方有一主庙,还有好几个分庙。辽宁、广西、贵州、广东、福建、宁夏也有少量刘猛将军庙。现已查到广东省曾祭祀刘猛将军或建有庙宇的,有高明县、 韶州府、中山县、信宜县和怀集县(肇庆)。值得一提的是,远在新疆的伊犁,竟也建有刘猛将军庙。那是奉乾隆皇帝谕旨建立的:乾隆三十一年(1766)八月,乾隆晓谕军机大臣们说:闻听内地农民都祭祀刘猛将军及八蜡神,伊犁虽处边疆,耕种却与内地并无不同,按理应当仿效内地习俗。于是伊犁也建起了刘猛将军庙。 皇帝关心民生,下令全国建庙祭祀,希望借助驱蝗之神刘猛将军保佑黎民战胜天灾,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,自然也要建庙祭祀的。雍正二年在饬令全国建庙的同时,雍正也下令于畅春园建起了刘猛将军庙。后来圆明园内也建起了刘猛将军庙。《圆明园册》是这样记述的:“山髙水长之北,度桥由山口入梵刹一区,为月地云居殿。月地云居之东为法源楼,又东为静室;西度桥折而北为刘猛将军庙”[2](p.277)。 皇室既建有刘猛将军庙,就有礼拜,文献也偶有记录。例如,《高宗纯皇帝实录》就记载,乾隆七年壬戌三月戊寅(1742年4月23日)乾隆先到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演耕,然后又到刘猛将军庙行礼。 皇帝即下令全国建庙祭祀,当然真的希望刘猛将军能够显灵,帮助农民战胜蝗灾。翻检各地方志,记录或上报的刘猛将军显灵事件比比皆是。笔者认为,下面是这个人蝗大战、猛将军显灵的神奇故事,记叙的比较真实,很具有典型性。故事的主人公是清咸丰年间浙江上虞县知县刘书田。下面是他的自述: 咸丰丙辰年(1856),夏秋两季没下雨;到了八月,蝗虫飞入浙江境内,山阴、会稽、萧山、余姚等县已有蝗虫出现。我急忙告知各乡各镇,如有蝗虫飞入,要率农民严加捕捉。一天我正在大厅办事,忽听城外有锣鼓喧天、爆竹不断;呼唤家人去查,家人大喊:飞蝗来了!我出厅往天上一看,见飞蝗如如败絮棉团飘荡空中,遮天蔽日。这时晚稻还未收割,我忧愁地说:要遭大灾了!接着我想,有关救荒的书记载捕蝗方法虽多,只有买蝗最为捷便,因为见利争趋是人之常情。就马上出告示收买蝗虫,定价每斤二十文,在县衙东土地祠设立了收购点。过了一天,有个农民拿来了蝗虫,我亲自付钱给他,让他回去。他说:乡民都以为官府未必给钱,不肯捕;现果然给钱,明天捕蝗的就多了!第二天,男女老幼提筐携篓、背袋肩挑,络绎不绝而来。我亲坐土地祠,命令先登记姓名,按次序秤称,马上付钱。把蝗虫连同装它们的东西投入热锅中,在祠后挖一大坑掩埋。一天可收三四千斤或五六千不等,约八九天卖蝗的渐渐渐少了,而晚稻也没受到伤害。 我害怕蝻子留下祸害,又出告示收买,定价每斗四百文。蝗蝻形如桑葚,色黄;一串一串的。前后大约买了十余石,来卖蝻的越来越少。我私下庆幸蝗灾可以根除了,哪知还有许多蝗虫暗暗聚集在山脚海边、人迹所不到的地方。第二年三月,蝗蝻都孵化出土。我急忙仿照以前办法,出告示收捕,并劝富裕乡绅就近收买;还对差保定下赏罚规矩,懒惰者枷责,勤劳者给钱。这样过了十多天,田中的蝗蝻都收捕干净。可是往柴垛草从中随便扒开寻找,就见蝗蝻如抱团的蜂群、聚集的蚂蚁,令人发指,竟拿它们没办法!我日夜苦思、寝食俱废;忽然想到刘猛将军是驱蝗神,记载在《祀典》,祈祷必有应验。访问当地人,知道刘猛将军庙在城北十五里杨家溪。我斋戒前往祷告,把神迎请到县城土地祠中,让有蝗的村镇组织人马游行,就像古代迎神驱鬼的乡傩一般。迎神走过的地方,两天后有人报告蝗虫已经没有了。我询问情况,十九都的人都说:迎神前一天,有千百只乌鸦飞满山巅;等神到那天,远望山上火光腾起,红如晚霞,第二天蝗虫就不见了。还有下管乡等处百姓所说情况:那天月夜看见蝗虫全都飞起,飞得与楼脊齐高;连续两夜,蝗虫就不见了。有好事者到处搜索,偶尔找到几只,如痴如迷,不能飞跃。这是东南两乡的异事。 还有更令人惊异的:西北近海的草荡,蝗虫都集聚在荒草芦苇之上,密密麻麻像辫子一样。农民以为草塘不是稻田,虽然严格告谕收捕,终究不甚卖力。我恐怕它们蔓延,亲自去抓捕。清晨率农夫数百人,带着筐、袋前往,到了地方太阳已经升起,蝗虫见人卽飞去,很难下手。我又想捕蝗之法虽多,总不外乎田野放火焚烧的说法。就命令把一亩多地的野草割光,堆积稻秆干柴,等到入夜点火,众人四面围集,用扫帚把蝗虫扫过来烧死。不料火烧到半夜,蝗虫竟赶不过来。我气坏了,仰天长叹,认为祸患很难根除了。正巧我有公事急需返回衙门;在途中沈思:蝗虫是小生物,也是有知觉的;即然它有知觉,我就不应以力取,而要用智谋消灭它。就写信给乡绅父老,告诉他们兵家偷营劫寨之法:白天先在蝗虫聚集之处,用竹竿标记;挑选聪明农夫,让他们夜间四面排列逼进,用双手在草杆中自下而上暗中捧取,像摸鱼虾那样;并悬赏激励他们。过了一天,差保禀报说:蝗虫都没了。我问:捕完了?回答:未捕。我气他们骗我,要责罚。差保跪下说:回衙门那天夜里,风雨交加,迅雷从西北隆隆而来;等到天亮,农民奉命前往插标的地方,标杆遍寻不见,蝗虫也不知到何处去了。后来我询问乡绅父老,说的与差保相同。我惊讶地说:真怪啊!如果不是神力,怎么会这样呢?我非常感激刘猛将军,就在早稻收获后,重修了神庙,高悬匾额,陈列供品,以答谢神的恩赐。 以上译自刘书田《捕蝗神异记》碑文[3](p.795-796)。刘书田,河南安阳人。任上虞知县时,下车伊始即修塘堤、兴水利;很受百姓欢迎,是个好官。 刘书田所记刘猛将军显灵灭蝗的神异事例,以后在上虞县竟又出现了两次。全国各地大量记载的与此类似的事例,若说它们真是神力所为,现代人很难相信,应该是偶然的巧合,但对迷信的古人来说,它应当是刘猛将军香火越来越盛,祠庙越修越多的主要原因。《[光绪]桃源县志》记载:“道光十五年湖南旱、蝗,一时府州县立庙几徧。”[4](p.206)很能说明问题。 二、御书匾额叠加封号 刘猛将军显灵帮助皇帝保国安民,皇帝当然又高兴又感激,所以大加封赏。而这又是刘猛将军庙越来越多,香火越来越盛的另一主要原因。 封赏形式之一是御书匾额。 1824年(道光四年),安徽北部蝗灾。灵壁县马山湖蝗喃萌生,湖大水深无法扑灭。知县黄光裕雇了四千只鸭子,把它们吃得干干净净。宿州灰古堆也有蝗蝻,知州苏元珊闻讯赶到时,只见无数青蛙将它们吞食干净,没费一点民力。还有怀远西界数万乌鸦啄食飞蝗,一日而尽。由于巡抚陶澍之之前曾率领部属祷于刘猛将军庙,才有这些异事。道光皇帝闻奏后非常高兴,亲笔御书“神参秉畀”扁额,命悬挂在安庆省城刘猛将军庙内。“神参秉畀”四字出自《诗经》“田祖有神,秉畀炎火”诗句,意为:多亏农神保佑,将虫投进大火焚烧。 1836年1月(道光十五年十二月),广西省城刘猛将军庙驱蝗灵应。颁给御书扁额,曰 “方社效灵”。“方社”泛指四方之神。 1837年11月(道光十七年十月),颁江苏刘猛将军庙御书扁额曰“福佑康年” 1858年10月(咸丰八年九月),颁湖南刘猛将军庙御书扁额,曰“嘉谷蒙庥”。“蒙庥”意为受到庇护。 光绪年间国运日衰,天灾人祸不断。光绪皇帝似乎特别寄希望于神佛保佑,对各种神庙所赐匾额多而频繁。 1879年10月(光绪五年九月),颁河南卫辉府城八蜡庙刘猛将军庙扁额,曰“保兹稼穑”。 1880年3月(光绪六年二月),颁甘肃宁夏县刘猛将军神庙扁额,曰“昆虫毋作” 1881年9月(光绪七年八月),颁直隶井陉县城隍庙扁额。曰“南亩治理”。“南亩”泛指农田。 1887年1月(光绪十二年十二月),颁山东益都县刘猛将军庙扁额曰“昆虫毋作” 1887年6月(光绪十三年闰四月),颁河南内黄县刘猛将军庙扁额曰“德沛春田”。 1902年11月(光绪二十八年十月),颁直隶清河县刘猛将军庙扁额曰“功资庇佑” 除给各地有灵应的刘猛将军庙颁赐御书匾额外,皇帝还给刘猛将军的英灵敕赐封号;这是更高的荣耀。这事起始于1857年。 咸丰六年、七年(1856-1857)是多事之秋。咸丰六年夏秋,除了上述包括上虞县在内的浙江东北部闹蝗灾之外,北方直隶(河北)等省亦有蝗灾。皇帝非常焦急,几次降旨,严饬地方官吏认眞扑捕;尤其担心来年蝗蝻滋生,危害更甚。可是各省奏报,不仅飞蝗未影响秋收,次年春天的蝗蝻也都被消灭,被认为都是由于神灵的暗中护佑。咸丰帝龙颜大悦,下令礼部讨论,如何对刘猛将军“加增致敬”;接着又谕礼部:刘猛将军是驱蝗正神,已经祭祀多年,尚无封号,以什么封号为宜,讨论奏来。礼部讨论的结果是敕封为“保康刘猛将军”。这样,刘猛将军就有了第一个封号:“保康”。以后清朝各帝又不断加封,蝗神的全称就越来越长。编年如下: 1865年(同治四年)。因刘猛将军在新疆伊犂城神灵显应,加封号“普佑”。此时刘猛将军的全称为“保康普佑刘猛将军”。(以下类推) 1868年(同治七年)加封刘猛将军封号曰“显应”; 1878年(光绪四年)又加封号曰“灵惠”; 1879年(光绪五年)又加封曰“襄济”; 1881年(光绪七年)又加封曰“翊化”; 1887年(光绪十三年)又加封曰“灵孚”。 这样,光绪十三年之后,驱蝗正神刘猛将军的御封全称就是:“保康普佑显应灵惠襄济翊化灵孚刘猛将军”,刘猛将军庙中的神位这样写才符合规矩。 三、祭祀、游神和庙会----蝗神文化 国家的重要祭祀是为大典,地方的重要祭祀是为大事。祭祀非常慎重庄严隆重,关于祭祀的对象和礼仪的规定,都记录在“祀典”中,照章执行。在清代,刘猛将军被定为驱蝗正神,皇帝敕命建庙,屡加封号、御赐匾额,当然被载入“祀典”。《大清会典》记载:“各省御灾捍患之神列于祀典者,守土官皆以时致祭… …刘猛将军,各省府州县均立坛庙致祭。刘猛将军为元指挥刘承忠,祭以春秋诹吉”。 所谓“春秋诹吉”,意为在春秋两季选择吉日进行祭祀,这是一般规定。按此规定祭祀的,都在在二月、八月两月的戊日;有许多地方在刘猛将军的诞辰正月十三日及冬至后第三戊日致祭。但上海地区则认为神的生日是在六月十五日,还有认为圣诞是在七月初七日的,等等。实际上,各地祭祀刘猛将军的时间不尽相同,差异较大。 祭祀的仪式大同小异。供品规定为“羊一、豕一、帛一、尊一、爵三”。祭祀时都是由地方最高官员穿朝服率众行香、念祝文,行一跪三叩礼;也有二跪六叩,或三跪六叩的。 祝文是刘猛将军祭祀活动中最赋有文化内涵的部分。各地的祝文也不尽相同,或按钦定,或地方自行拟定;或相对固定,或临时撰写;文字也有长有短。钦定的祭文较短,全文如下: 惟神夙昭勇略,懋着灵威,功殄螟蝗,惠周原隰,肃明禋而备物,兆嘉贶于丰年,维兹季冬诞辰,谨以牲帛醴齐,用伸虔祭[6](p.775)。 祝文的内容,除了像以上的一般礼赞,有的还具体颂扬了蝗神在本地显灵驱蝗的事迹。 下面截取的是一篇很长祭文的部分,其价值在于叙述了刘猛将军的简史,下文将集中讨论。 在昔元世,诞降勋良,吴川旧治,实神故乡。天生神武,下慰民望,魑魅是御,允资保障。官拜指挥,雄服戎装,郊行乘马,剑驱飞蝗;时维稼穑,千仓万箱。越我世宗,建庙祼将,惟神显佑,无体无方。宣宗赐匾,天语襃扬,敕加封号,有我毅皇。[7](卷二十一,p45 ) 按时祭祀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对刘猛将军的崇敬、战胜灾难的信心,和对五谷丰登的期望。这种崇敬、信心和期望扩展、延伸开来,就逐渐形成了以祭祀刘猛将军为主要内容的游神、庙会等民俗活动。 据方志记载:有些地方的农民,每当发生农田害虫,必扛着刘猛将军像到处驱逐,往往奏奇效。这大概是赛神庙会的发端。 早在乾隆年间,江苏苏州一带赛神庙会已经形成规模,大为流行。据《清嘉录》的描述,每年正月十三,官府致祭劉猛將軍的日子,游人们都聚集于吉祥庵(即刘猛将军庙),庵中点燃两个銅燭,大如酒桶,半个多月才烧完,俗称“大蜡烛”。在这前后数日,各乡村民也都击牲献醴,抬象游街,叫做“待猛将”。还有些村庄的农民,抬着猛将将军像奔跑如飞,以跌倒为乐趣,不算慢待亵渎神灵,名曰“迎猛将”。 处于苏州与嘉兴之间的震泽县(现为苏州市吴江区)从元旦过后:坊巷乡村的“天曹神会”就开始了。官家差役鸣金击鼓前面开道,老老少少列队张盖,抬着神像走遍大街小巷;富家施以钱粟,一直到正月二十,或正月十五为止。 庙会有的规模很大。据记载,离震泽县不远的青浦县(现为上海市青浦区)新泾镇的刘猛将庙会,“乡民聚至数万”。 北方也有类似的民俗。河北石家庄以七月初七为刘猛将军诞辰;这天人民以五色小旗插在木箱上,两人用长竿肩抬,后面跟着旗鼓百戏,穿街过巷;最后到神前焚烧纸钱,祈求不闹蝗灾;当地称为“行会”。湖南衡山县每年的五月初一开始,依次抬出五个庙的神像出游,谓之“菩萨出案”,这五个“菩萨”中就包括刘猛将军。 由祭祀刘猛将军发展而来的庙会民俗一直遗留至今。浙江嘉兴荷花乡莲泗荡畔,每年清明及农历八月十四为刘王庙庙会,也称“网船会”。会期三天,嘉兴城乡各地有数万人前往“赶会”;如今莲泗荡风景区的刘王庙庙会已成为大量吸引游人的旅游盛会。 至此我们看到,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,五六百年以来,朴实的农民面对蝗灾,一面奋力自救,一面向这位驱蝗正神刘猛将军祈祷;为祈求平安,年年祭祀,岁岁赛神。所有这些成了乡镇生活不可或缺部分,同时固化在了国家管理的规制中。这是一种文化,可称之为:蝗神文化。因为从根本上说,文化无非是特定时代、特定人群的某种生活方式。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部分;蝗神信仰和雷州的雷祖信仰一样,都是民俗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,不过前者是全国性的,后者是地方性的。 蝗神信仰也进入了文化的重要领域—文学。刘猛将军成为志怪小说和笔记小说中的人物;刘猛将军庙会成为故事背景或描写对象。歌咏刘猛将军的诗词楹联亦不少见。限于篇幅,仅截取两段诗歌,以见一般: 奇哉黑头蝗,天教儒吏警,民膏供一喝,令人怒生瘿;勿报集田间,枯死黏秫梗,又见飞如织,相衔羣出境;禾稼虽未害,终夜殊耿耿,乃知神力威,不愧将军猛。 上面是嘉庆年间官至陕甘总督的和瑛任知府时,“郡民报飞蝗僵死秫上,持秸以献,因赋诗自警二首”中的片段[8](p.459)。 前面曾提到,道光年间安徽北部蝗灾,鸭子、青蛙和乌鸦把蝗蝻、飞蝗把全部吃光。道光闻奏甚喜,赐御书“神参秉畀”扁额。安徽人黄钺时任太子少保、户部尚书,为此特“作乐府二章,以当神祠迎送之曲”。其中有云:青蛙来,声何喧;野鸟集,骛若烟。凤颍之间蝗出土,五日不灭生翅股;蛙阁阁,鸟叽叽,吞之啄之一朝夕,微神之力胡及焉?诗句清新,可读可唱。 四、驱蝗正神的前身究竟是何人 上面两处引文中已经见到,“刘猛将军为元指挥刘承忠”,这是官方的说法,和地方志中常见的的解说。 刘承忠正史无传。清代全国各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刘承忠的生平,有详有略,大抵出于两个版本。 标准的说法现在可见于康熙二十二年编成的《畿辅通志》。原文如下: 按《降灵録》载:神名承忠,吴川人。元末授指挥。弱冠临戎,兵不血刃,盗皆鼠窜。适江淮千里飞蝗遍野,挥剑追逐,须臾蝗飞境外。后因鼎革自沈于河。有司奏请,遂授猛将军之号。[10](p.121) 这段简练的文字是康熙以后介绍刘承忠的原始依据。许多地方志,如山东省《[嘉庆] 莒州志》等等,都是原文抄录;有的则略作增减,或文字稍有变更。官方正式典册,如《大清会典》、《大清通礼》、《大清一统志》等都采用了这一说法,只是文字更加精简。 还有一段较长、较详细的刘承忠将军的传记,也被一些地方志简写引用。现在见到最早的文字,可在《[乾隆]蔚县志》中找到。它是刘承忠将军的“自传”,据说是在康熙五十九年李维钧主持的一场降神会(扶鸾)上,将军之灵自述身世,知县员以成记录下来,而刻在木碑上的。此文较长,但很重要,故把主要部分摘录如下: 吾乃元时吴州人。吾父为顺帝时名将,曾镇西江,威名赫赫,声播遐迩。惟以忠君爱民、念念不忘国事;家庭训迪吾辈,亦止以孝弟忠信为本。吾谨遵父命,亦日以济困扶危居心行事,一切交游莫不道训。吾后授指挥之职,亦临江右。又值淮南荏荷之盗蜂起,人受涂炭;令吾督兵剿除。我时年方二十,偶尔为帅,惟恐不能称职,有负国恩,又贻父母之忧。孰知天命有在,经由淮上,草盗闻信体解。反舟凯还江淮之路,田野荒芜,因停舟采访舆情黎民疾苦之状。皆云盗掠之后,又值蝗孽为殃,禾苗憔悴,民不聊生。吾其时闻之愀然坐于舟中,计无所施。欲奏议发仓,非职守当为;而目击惨伤,无以拯救。适遇飞蝗蔽野,视其众曰:“吾与汝等逐之何如?”众皆踊跃欢然相随。吾即率众奋力前进,蝗亦为之遁迹。然而民食终缺;困不能扶,灾不能救,乌在其为民上耶!因愤极乃自沉于河。后为有司闻于朝,遂授猛将军之职;荷上天眷念愚诚,列入神位。 知县员以成的木碑上还记载:刘承忠自述他的父亲名叫刘甲。 这篇“自传”是否真是刘承忠显灵,还是后人假托,很难考证。不过据清代学者的研究,这两段记载都有还有更早的来源。二者详略不同,但大同小异。都肯定了刘承忠将军是元末吴川人,任江淮指挥使,威名使盗贼闻风丧胆,帮助百姓驱逐蝗虫,后自投于河。死后被封为猛将军;百姓感念功德,把它奉为神明。也许这两段记载同出一源。 刘猛将军庙在明朝出现,在清朝大量增建,列入“祀典”,才有正式文字记载,中间有一段记录空白。因此,刘猛将军庙中供的究竟为何人,在清代是有分歧的。除了刘承忠,另一种说法认为刘猛将军是宋代的刘锜(1098—1162)。刘锜字信叔,是著名的南宋抗金名将,宋高宗贈謚武穆,死后被人供奉。据一些笔记记载,因其显灵灭蝗,景定四年(1263)年被宋理宗敕封为威侯天曹猛将之神。与此相关,还有说神为劉錡之弟劉鋭,殁而爲神的。第三种说为南宋刘宰(1167—1240)。刘宰字平国,号漫塘病叟,为浙东仓司干官,归隐三十年卒,谥文靖。据说他有驱蝗灵迹,被百姓立祠祭祀。 清代不少撰志者和学者曾对此进行过争论和考辩(篇幅所限,不细述),观点虽未完全统一,但肯定神庙中供奉的是刘承忠将军的,占绝大多数。笔者认为:刘锜1162年没世,100年后才被封为驱蝗之神的说法,不如刘承忠死后即被封神更接近事理人情;不少学者早已指出,刘宰是个文官、学者,并非武将,被当做“猛将军”崇拜,更不合事理。因此,三种说法比较,以刘猛将军为吴川将军刘承忠更易被人认同。 光绪以前吴川和高州的地方志,并没有关于刘承忠的记载。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(1885-1888),后来成为第一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,先后篡修《吴川县志》和《高州府志》。两《志》中,陈兰彬根据《大淸会典》、《安通志》、《苏州志 》把刘承忠写进了记述本地名人的《人物传》中。《吴川县志》中记述如下: 刘承忠,邑人,元末官指挥使。江淮蝗、旱;督兵逐捕,挥剑驱蝗,蝗飞境外。元亡自沈于河。江淮间咸祀之,称为刘猛将军。雍正二年上谕各省府州县建庙,春秋致祭。[12](p.264) 这段文字与《大淸会典》及其他地方志相比,并无不同,没有什么新内容。但它却有重大意义,那就是:吴川人承认了吴川是刘承忠将军的故乡,确认了他是“邑人”—吴川大地之子。 陈兰彬肯定刘承忠将军是吴川人,绝不是由于他自己是吴川人,也不是对其他地方志记载的照章直录。因为陈兰彬不仅是出色的外交家,也是一个渊博而严谨的学者,他把刘承忠传写入县志、府志,肯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、仔细的考核;诚如他在《人物传》后所声明的,所以增录刘承忠是“有可据”、“从史乘稽核、有实事可传”的。 现在,刘承忠将军的雕像已巍然矗立在吴川大地。我期望:像浙江嘉兴莲泗荡一样,一座刘猛将军纪念馆,不久也会高高耸起;作为再现历史的记忆,作为对天下农民的祝福,高高耸立! |